(二)自私的基因:模因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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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病毒:模因理論

「自私的基因」最大的影響,除了推廣基因中心的演化學說,最廣為人知的可能是「模因」(memes)一詞。模因是什麼?道金斯將人類文化譬喻為演化初期的原始湯(primordial soup),就像基因是生物演化上的自我複製單位,模因則是文化演化上的自我複製單位。道金斯指出,模因可以是一個曲調、一個想法、一個流行用詞或是時尚衣著,這些模因在文化中不斷自我複製,並且在人與人之間傳播(p.249)。道金斯以「上帝」這個模因為例,他指出「上帝」模因的正面心理效用讓它被大量複製與傳遞,「模因」的傳遞因此與「基因」可相譬擬,對個體的影響會面臨外在環境的選擇與淘汰(p.250)。道金斯認為模因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人,會為了理念而自我犧牲,就如同演化過程,個體可以犧牲自己讓基因流傳,對為了理念犧牲自我生命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傳遞自己心中的「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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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

道金斯這個在「自私的基因」中輕筆帶過的想法,後來被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給加以推廣,丹尼特甚至成為模因理論最具代表性的辯護者。丹尼特以遭到腦內寄生蟲控制的螞蟻為例,他認為螞蟻因為遭到寄生蟲控制而展現出自殺行為,與許多人類因為被理念所感化而展現出各種不利己的行為是一樣的,「模因」就如同寄生蟲一樣綁架了我們的大腦,控制我們的行為以更廣泛的傳遞這個模因。對丹尼特而言,模因的傳遞與感染,就如同病毒的散布一樣。

當然如今我們一般人談論模因的時候,大部份指稱的是網路上的模因,第一個想到的可能是一些使用一樣字體文字的照片,如果文字與照片搭得夠引人共鳴,就會被廣泛的使用,例如「黑人問號」這個模因,現在甚至可以直接用語言「黑人問號」觸發大家想到原本的模因。

模因理論的適用性?

乍聽之下,套用基因與演化模型去描述思想傳遞過程似乎很恰當,甚至可以說很新鮮有趣,但我認為模因理論不過是捕捉到了思想傳遞一部分的現象,卻不適合作為實際上思想傳遞的模型。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到自我複製單位的複製忠誠度的重要性,也就是自我複製單位的複製品,應該與被複製品高度相似。就像基因傳遞一樣,除了極少數的突變案例,多數的基因複製結果是兩個一模一樣的訊息單位。「模因」很顯然不是如此,例如我們聽了一個故事後,可能會記錯故事的細節,甚至對結局的解讀有所出入,思想傳遞的過程顯然不是「複製貼上」那麼簡單的。例如共產國家似乎是馬克思模因的勝利,但是說真的,共產國家與馬克思究竟有什麼關係呢?共產國家的哲學或許是受到馬克思對反資本主義的激情所啓發,但實質的哲學內涵卻是風馬牛不相及。

這顯示出模因並不是一個複製忠誠度高的自我複製單位,很多時候思想的傳遞其實是很情緒化的,就像是去選舉造勢活動一樣,很多時候我們其實並沒有聽見候選人的理念,我們只是感受到了一股強烈的情感,我們可能會告訴別人我們相信這個候選人的什麼理念,但是對方若是吹毛求疵一點探問,可能就會發現我想法中百般的邏輯矛盾,但這些相斥的理念仍然可以在我腦海中共存,因為真正重要的不是想法本身,而是這些想法所代表的情緒與我的個人認同。如果模因並非高度忠誠的自我複製單位,那麼以基因傳遞的模型套用顯然並不適用,畢竟模因的複製品與本體差距太大,本體的勝利,產出的卻只是許多貌合神離的贗品。

The Suicide by Durkheim

塗爾幹在「自殺論」中描述了不同種類的自殺。

至於丹尼特與道金斯提到的,人為了「模因」自我犧牲的範例,我認為不需要利用模因理論才能夠解釋這些行為。像是塗爾幹的「利他型」自殺,就指出人在與群體高度整合的狀況下,能夠為了團體利益而自我犧牲。這個邏輯在基督徒為了宗教自殺、愛國者為國家獻身甚至是家庭中的犧牲與奉獻都能看見,簡單來說,人本來就不是獨立於世的單位,為了團體犧牲的行為不能與螞蟻被寄生蟲控制的病態行為相提並論。只要當個體與團體的單位「同步」後,個體的利弊得失便可以納入群體之中。這個行為傻嗎?這其實要看個體的認同感是建立在真誠的互惠,還是虛假的壓迫上,有時候個體確實會誤把一個不重視個體權益的團體,當做一個能夠互惠的群體,這種時候個體的犧牲確實會顯得很「病態」。但這種「病態」的行為是人很正常的,與團體利益相融的認知行為結果。

總而言之,我覺得有比模因更適用於解釋人類思想與行為的模型。模因這個理論有趣歸有趣,就讓它留在網路論壇中吧。

(一)自私的基因:過時的演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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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芝加哥,與下一步

我是一心想要回研究所,終於拿到了研究所通知後,一間博士班都沒上,但是被幾間碩士給接受了。雖然也曾灰心與自我懷疑,但我想這也是現階段的我最適合的道路。雖然進入職場自覺是繞路,但沒有這幾年在職場上的磨練(社交與應對上的),我大概也很難從「溫室」中成長。雖然自己的年紀也變成一個疑慮(天啊好多剛畢業21或是22歲的年輕人,快要25歲的我就像是另一個年齡層的人),但很多東西畢竟是急不得的。我想一直以來我就是一個適合慢行的人,如果這條路我走起來能更穩,那我也情願走這條路。畢竟我也只能如此相信了。

週末請了幾天假去看學校,我目前最鍾意的是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委員會(CIR)的碩士program。CIR是美國最早成立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學位,現在與大家比較常聽見的社會科學碩士MAPSS是姐妹program,架構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有要求的core seminar不一樣,以及CIR的學生人數比較少一些。

以前在小麥時我就喜歡極了芝加哥大學,一間「where all the fun comes to die」的學校。訪校時我對同行的學生印象挺好的,有來自許多不同工作背景的人,以及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也有幾個跟我一樣大學主修並非政治系的。教室訪問我選擇了米爾斯海默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與全球化的seminar,坐在教室裡聽研究生討論安德森等學者的國家主義理論,只覺得做學術真是件奢華的事。雖然幾度也真想跳進討論中,但做為訪客我依舊只是靜默地聽著。

我想我對哲學與人類社會的好奇與熱誠是不變的,但我也一直在尋找更合手的工具,去對付我心中的疑問。

後記:父權紅利

父權紅利:無所不在的文化活化石刊登於哲學新媒體

記得我的第一篇op-ed是在討論女性主義者與化妝一事,其實經過了幾年看待這些事情的想法也有些改變。對性別議題的關心並沒有改變,但說真的吸引我的可能是它的爭議性與分歧性(應該說大部分吸引我的議題,都是在於缺乏一致的價值評斷),其實我們在做很多社會議題的討論時,很容易淪為某種道德責難,但我想在討論社會議題時,有幾個簡單的步驟可以避免這些道德語言。

當然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避免道德語言?當我們認知到道德失敗難道沒有義務去揭示嗎?我覺得道德與價值判斷可以進行,但應該先與社會分析分開。道德與價值必然要求我們以社會成員的身份去思考,但是去分析社會事件的形成與前因後果,需要的是我們以「外星人」的身份去看待。例如我在討論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作為社會成員當然會覺得這種結構很可惡很personal,但是做為外人你會說「喔,原來是在這樣的歷史與社會因素下出現的結構,原來如此。」我想如果一個人相信社會科學,相信人與社會是可以被研究與被預測的對象,你必然需要有這種解讀社會的能力。

接下來討論道德問題,我覺得任何一方需要先達到差不多的價值判斷,才能去評斷一個社會現象或結構是好是壞。像是父權紅利,我覺得這個現象不好是,因為它與我們現在許多社會結構的基礎哲學相抵觸,因此製造出許多無謂的負面效果(如果有需要,男女都去當兵很好啊,吃飯有能力的人請客很好啊,無謂的以慣性限制這些社會行為有什麼好處?),如果跟我一樣以事件的長遠正面與負面效果去評價事件好壞的人,我們爭議的可能就是如何評價父權紅利的負面或正面效果。如果是道德觀與我完全不一樣的,像是康德那種人,我們可能可以直接同意我們不同意,或是某一方必須委屈一下以對方的前提去進行討論。

但總而言之,很多很敏感的議題是因為我們都以社會成員的身份去進行討論,因此討論的賭注很高,因為我們把自己的利益都放進去了,當然會講到面紅耳赤。我認為這種討論通常不是很有效,因為大家變成只是想捍衛自己的利益或自己的意識形態,如果是真的想要達成某種理解,有點外星人視野(人類學視野)是不錯的,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一)自私的基因:過時的演化觀?

41BSMHjI39L._SX327_BO1,204,203,200_其實我當初對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並沒有什麼好印象 。一來是我不覺得我需要額外的演化論與無神論論點說服我,再來是我對道金斯與哈里斯(Sam Harris)等新無神論者(New Atheists)沒什麼好感。但是道金斯的書,「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無論你喜不喜歡作者後來所代表的文化運動,我必須承認是值得一看的書。我想不單是對生物有興趣的人,對經濟、哲學與人類學有興趣的人,這都會是本予人靈感的書。(至於為什麼沒有好感,倒不是不認同他們的看法,而是對他們流露的某種傲慢感到不解 。當然,我的負面印象或許並不公平, 但我想我並不是唯一抱此態度的人[1][2]。)

道金斯的書,「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主要論點是「基因為演化的最小單位」(不是「生物個體」或者「物種群體」,基因本身才是演化的最小單位)。他透過「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與親代投資理論(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 PIT)去論證物種內的個體行為分布(無論是兩性間的行為或是利他行為),以基因為演化最小單位,是比物種個體與群體更適用的理論。

利他行為與「自私」的基因:(1)進化穩定策略

首先,道金斯反對以「群體」作為演化最小單位的理論,雖然在目睹物種群體中各種利他行為後,很多人自然的想法是:「演化應該是以整個物種去進行天擇,否則為什麼有一些生物個體要犧牲自己去拯救群體呢?如果演化的最小單位是基因,那又要怎麼解釋物種個體間的緊密合作與利他行為呢? 」道金斯認為,我們必須從「進化穩定策略」去理解利他行為的出現。

什麼是進化穩定策略?熟悉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人應該都聽過奈許均衡點(Nash equilibrium),奈許均衡點簡單來說就是非合作賽局(non-cooperative game)中的狀態,在這狀態下玩家無法單方面更換策略,而在不減少任何玩家收益的前提下,增加其中一個玩家的收益。奈許均衡點假設玩家知道遊戲的架構,並且試圖預測其他玩家的行為,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進化穩定策略不一樣的是,玩家的行為是先天決定的,而贏家得以繁衍,輸家則是遭到天擇淘汰。進化穩定狀態是特定策略在達到平衡後,不能再被其他策略所取代的狀態。道金斯以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的鷹鴿賽局[3]理論,論述利他行為在演化上為進化穩定策略,利他行為的出現並不代表演化是以群體為單位,反而只是個體生存下自然的產物。

利他行為與「自私」的基因:(2)親代投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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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家崔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親代投資理論。

另外以生物學家崔弗斯(Robert Trivers)的親代投資理論為例,親代投資是指任何親帶以犧牲自己生存機率的代價下,對增加後代生存機率所做的投資(時間、食物、資源等)。這些親代投資行為乍看之下是無私的利他主義,但是利用基因延續的角度來看,可以充分解釋為什麼個體可以為另一個承載自己基因的個體做此投資。這些投資可以分成主要兩種:交配投資或者後代投資。 雌性生物通常在兩種投資中都是付出比較多的,崔弗斯的理論推論,因為雌性對後代投資較多,因此演化對慎選後代的雌性較有利。另外由於雌性對繁衍的投資較多,「價值」較高,雄性因此會競爭與雌性交配。

有趣的是,道金斯在Battle of the Sexes章節最後提到,在自然界中可以看到各種雄性追求雌性的現象,像是花枝招展的極樂鳥(birds of paradise),但是當代人類社會卻是特例,女性反而是投資外貌(性廣告; sexual advertisement)比較多的性別。我個人覺得道金斯提到的「特例」可以從人類社會結構去理解,畢竟雄性的極樂鳥對雌性極樂鳥而言就只是交配對象,雌性天堂鳥不需要配偶才能生存。反觀人類社會,人類是社會動物,基礎的社會單位是家庭(當然,近代有個人化的趨勢),而早期女性不能工作或是參與政治,社會資源必須透過男性(婚姻)獲取,所以才會出現女性競爭男性(社會資源; 飯票)的狀況。

言歸正傳,道金斯利用親代投資理論(及其相關)去解釋利他行為(對家庭與子女的利他行為),以闡釋這些利他行為與他的論點(演化以基因為最小單位)並不相悖,甚至是更適用於解釋生物行為。

自私的基因:過時的演化觀?

以基因為核心的演化理論(例如道金斯)後來開始被部分的生物學家挑戰,有一些改革派生物學家認為環境所誘發的基因表現與基因的可塑性,應該在演化理論中扮演更吃重的角色。

回顧一下生物學理論的發展史,眾所熟知的達爾文是最早提出演化與天擇說的科學家,然而當時並沒有遺傳學佐證(達爾文:基因是什麼可以吃嗎?) 。後來生物學家在孟德爾的研究上,建立了遺傳學與基因。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1942年出版了現代演化綜論(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結合了演化論與遺傳學。日本生物學家木村資生在1968年提出中性演化理論,降低天擇機制的重要性,強調突變與遺傳漂移(genetic drift),這讓20世紀晚期的生物學界,儼然是基因中心理論的天下。但是到了21世紀,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研究開始興起,開始有學者提出新的演化理論模型,挑戰現代演化綜論。[4][5]

哪些研究讓生物學家開始重新定位「基因重組」對演化的重要性呢?舉兩個我覺得有趣的案例,首先大家常聽到的表觀遺傳學例子,研究人員讓公鼠將電擊與特定氣味連結在一起,使得公鼠只要聞到這個氣味就會感到恐懼。照理來說公鼠對這個氣味的恐懼是後天訓練而成,不會改變公鼠的基因組成。按照基因中心的演化理論,這個特徵不能夠遺傳到下一代。但是研究人員再對公鼠的子代做測試,卻發現小鼠聞到同樣的氣味竟也表現出恐懼。

desertlocusts另一個案例是生物為了適應環境而「快速變化」的現象,而這些變化並不仰賴「基因重組」,只需改變「基因表現」。例如, 很長一段時間大家對蝗蟲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這些可怕的害蟲平時到底是躲在那裡,但蝗蟲其實是特定品種的蚱蜢遇到食物短缺時形變而成的,除了外貌的改變,蚱蜢的行為也從獨立轉為群體行動。這種像神奇寶貝進化的快速改變,並不是基因經過篩選重組而成,而是蚱蜢快速地改變基因表現方式。蝗蟲與蚱蜢看起來像全然不同的生物,但其實是一體的兩面,蝗蟲只是為了適應極端環境的蚱蜢所變化而成。[6]

所以隨著當代生物學對基因表現的瞭解越來越多,自私的基因過時了嗎?我想沒有人會否認基因在演化論中的重要性,但符合自然的演化模型,恐怕沒有我們當初想像的如此簡潔優雅。

(二)自私的基因:模因理論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nov/30/we-can-save-atheism-from-the-new-atheists
[2] https://www.reddit.com/r/AskPhilosophyFAQ/comments/4i89pc/whats_wrong_with_sam_harris_why_do_philosophers/
[3] http://college.holycross.edu/faculty/kprestwi/behavior/ESS/HvD_intro.html
[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0284-841363.html
[5] https://www.nature.com/news/does-evolutionary-theory-need-a-rethink-1.16080
[6] https://aeon.co/essays/the-selfish-gene-is-a-great-meme-too-bad-it-s-so-wrong

論佛萊依「壓迫」:家庭結構與父權紅利

女性主義,這個詞從創始以來,承載的意義不斷變化,唯一不變的是它的爭議性。

佛賴伊(Marilyn Frye)的女性主義經典現實政治:女性主義理論(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是佛賴伊的短文集。書中幾篇文章都有非常有趣的觀察與論點,但是我想集中討論她最著名的一篇壓迫(Oppression)。5157ZhVNFrL._SX317_BO1,204,203,200_

佛賴伊這此文中,對“壓迫”這種現象作出解釋與定義,並且論述雖然性別結構對兩性都有限制,女性才是被「壓迫者」,而同樣受到侷限的男性並不是。我對這篇的興趣在於,我對“壓迫”作為一種概念框架去理解性別結構有一些質疑,考量到性別結構與兩性關係近幾世紀的劇烈變化(女性主義思想當然功不可沒),我質疑“壓迫”是否為承襲自上個世紀的性別結構理解方式,而在當代社會,這種概念框架是否總是適用呢?

“籠子,想像一個鳥籠。如果你仔細地看著其中一條鐵絲,你就無法看見其他的鐵絲。如果你對眼前這東西的理解是基於這個狹隘的視野,你可以細察整條鐵絲,然而不瞭解為什麼鳥不能隨意地繞過鐵絲飛出去。就算你一條一條地觀察了所有的鐵絲,狹隘的視野還是會讓你不明白,為什麼鳥不能飛出去。”(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 P.4)

定義壓迫

佛賴伊對壓迫的定義有五個部分:

首先,被壓迫者必須受到限制,他們的自由必須受到侷限。

再來,被壓迫者必須被它的限制所傷害。

第三,被壓迫者受到的限制必須來自社會結構。

第四,被壓迫者遭到侷限的原因,必須來自他所隸屬的團體(social group)。

最後,被壓迫者必然有一群壓迫者,從被壓迫者的侷限中受惠。

在佛賴伊的定義下,男性不能被稱為壓迫者,因為男性不符合第五個條件。佛賴伊指出,父權結構的功用便是讓女性以生育與照護去服務男性。

壓迫在當代西化社會的適用性

女性主義最大的成就,莫過於讓人們意識到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或者說女性在社會中所遭受的「去人性」的對待。很多人在女性主義思想上看到馬克思的色彩,甚至以為女性主義是馬克思思想的流派(好吧,有可能只有我),但事實上女性主義思想的根源是歐洲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的人本主義(humanism)與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在民主社會長大的我們,太浸淫在來自啟蒙時代的思想,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在人本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前是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思想與哲學可以讓一個社會正當化奴隸制與女性的壓迫。但我們可以想像個人主義思想,便是以個人為最小的利益單位。舉一個例子,我可以剝奪自己現在的睡眠,已達成明天的好成績。你不會覺得我剝奪自己的睡眠是在壓迫自己,畢竟獲得好成績的也是我,我是一個利益單位,這是我自己的利弊權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發展出人權的概念,因為我們相信個人是最基礎的利益單位,我沒有義務為了別人的成績,犧牲自己的睡眠,因為我跟別人是不一樣的利益單位。在啟蒙時代以前,最小的利益單位可能是家族、族群或是國家,只有在這種社會一體性的理解下,當時的人才有辦法正當化專制政權、女性壓迫與種族壓迫,壓迫國家的人民或是其中的特定族群,就跟我剝奪自己的睡眠一樣可以被正當化,因為國家可以是最小的利益單位,而人民的壓迫只是一種權衡手段。

既然我們是在談女性主義,那就先來討論女性壓迫吧。其實光是用「女性壓迫」這個詞,就是在以啟蒙時代以後的思想去分析過去的社會結構。我知道很多人對當代女性是否受到壓迫抱持者極大的懷疑,但我想任何人都同意女性在早期社會中,與男性的權益根本無法相提並論。事實上女性就跟有色人種一樣,在早期社會中並不屬於權利完整的社會成員(或是根本不算是社會成員,就像憲法可以說每個人都有投票權,然後完全不認為需要解釋為什麼女性跟有色人種不算人一樣),但我認為性別結構其實比種族結構更複雜,並不能完全相提並論。

異性戀家庭結構與父權紅利

為什麼我說性別結構更複雜?我們可以從有些人口中的「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這個詞去理解。父權紅利是什麼?像是長得漂亮的女生暢行無阻,可以透過外貌獲取經濟利益,或是吃飯都是男性請客,談戀愛是男生追女生等等,令八卦版男性講得牙癢癢的女性特權。這要回到啟蒙時代以前的思想,去理解這個狀況,或許個人主義在現代社會確實越來越盛行,但我們頂多只是在一個社會的轉捩點上,大部份的人夢想建立一個「家庭」,而「家庭」直到幾年前以前都還是完全專屬於異性戀的社會單位。所以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男性,你的社會資源必須與部分的女性共享,當然這不是說女性就活得輕輕鬆鬆,只是女性沒有辦法直接進入社會「獨立地」獲取經濟資源,而是必須間接地透過競爭社會地位高的男性去獲取經濟資源,這對長得漂亮的女性當然特別吃香,但是對相貌平平但才氣絕佳的女性則是地獄一場。所以你當然可以說很不公平,美女到處可以找到豢養她們的男性,但是男生想當個小狼狗卻難上加難,你要理解想要當小狼狗你要先有一群掌握足夠經濟資源的富太太,這種社會合約才有辦法運作。

當然社會逐漸地在改變,但文化並不會這麼快速地跟進,或許我們看見更多經濟自主的女性,但文化讓多數的女性向上尋找經濟資源與自己匹配或是更多的男性,或是男性避免學歷高的女性,人類的性偏好(what we find attractive)是高度社會化的。讓性別結構複雜的原因就是「家庭」,假設人類社會是完全以同性戀家庭為基礎,性別結構大概會與種族結構一樣單純。早期的奴隸制或是種族隔離制度,幾乎讓「上層」種族獨佔了社會資源,並且最大化地避免了社會資源在不同種族間的流動。

性別結構則因為「家庭」而更加複雜,社會裡可以發現附屬在高社經地位男性下的女性,享有比低社經地位男性更多的資源,即便高社經地位女性的社會權益比男性少,家庭組織提供部分女性一個(甚至是唯一)階級流動的機會。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有些女性在現行的父權結構下其實很吃香,但這就跟所有的階級流動一樣,當一個漂亮的女性也不是可以輕易辦到的事啊?讓透過外貌走捷徑的女性代表所有女性情況是否有點偏頗,畢竟大部份的女性可能就跟大部份的男性一樣,有充分的才華與實在不值得一提的外貌。只因為有人中了樂透,不代表所有人都一樣輕鬆好運啊。

至於男性感到被女生予取予求,心裡不平衡是他們的錯嗎?當然不是,生在這個時代的男性,除非他們主修歷史,不然他們應該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與他們權益完全相等的女性多一條「父權紅利」的路可以走,這其實就是我們的社會「遺跡」。文化的變遷總是慢半拍,我們的社會中隨處可見這種「上古遺跡」,例如男性請客,或是稱讚女性外貌等等。這種文化當然還是會影響社會對性別的認知,以及不同性別的行為pattern。

文化中的「上古遺跡」只有父權紅利嗎?當然不是,就算同性婚姻合法了,ppt gay版還是會被仇恨言論洗版。就算我們有科學了,還是會有政治人物說「德不配位」這種話(還有很多種鳥話啦)。文化活化石隨處可見,也無所不在。

後記:為什麼其他文化都這麼沒有道德

為什麼其他文化都這麼沒有道德:普世道德存在嗎?本文刊登於哲學新媒體

這世界上存在普世道德嗎?我見過許多害怕質問自己道德信仰的人,因為他們害怕因此失去做出道德判斷的基準,他們害怕沒有堅定的道德信仰等同於不道德。

但我自己的經驗是,正義凜然與邪惡多端之人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兩者看待自身行為的觀點如出一轍,不一樣的只是他們擁有的價值觀,就像是一個基督徒與一個穆斯林一般虔誠,不一樣的只是他們的神。

我並不否認普世道德的存在,我只是認為普世道德比多數人想像的單純且有彈性,畢竟我們都是人類,我們建立不一樣的社會,但是我們原初的programming是一樣的,我們最基礎的欲望與恐懼是相似的。比起擔心沒有道德原則,能夠去反思自己價值觀形成的偏見,我覺得反而是比當一個正義魔人,更能避免惡行的心態。

畢業、成年與失敗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記者,甚至應該說我從來沒想過我會進到職場。我一直以為自己一畢業就會進研究所,我以為我一輩子只會在學術的場域裡面,至少當初我是如此期望與盤算的。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大學四年是我成長最多,卻也最迷惘的日子。不錯的成績也有,但虛度與糊塗更多,與周遭的人相比實在稱不上出色或是優秀。大四那年,大部份的朋友都離開了,有的進了研究所,有的進了職場,只剩下我還在學校。

「再一個學期,」我這麼告訴自己:「讓我離開前證明自己。」其實說穿了,我沒有準備好畢業。我修了18學分(滿學分)的哲學課,心想畢業前拿個好成績再走,申請了研究所再走。結果我沒有申請研究所,在最後一刻,我發現我不確定我是否適合哲學。

然後我就畢業了,2016年的12月,我突然被推進了一個我毫無準備面對的世界。我聽說這是人生中最彷徨的年紀,至少對我們這種沒有在畢業前就找好工作或申請好研究所的人而言,22歲與23歲是我這輩子感受過最自由與最焦慮的年紀。第一次沒有人可以告訴我要做什麼,每天從床上睜開眼睛後,沒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或是一定要做的事。我開始每天散步、讀書與找工作,其實某種程度上我過得很快樂,自由自在地讀書,我逐漸發現對人類學的興趣,甚至決定了研究所的走向與研究問題。但是最痛苦的是面對人,每當別人詢問我在做什麼時,我總是對自己感到很可恥。

「從來沒打算進職場的我,究竟能夠找到什麼工作呢?」

我試著去應徵學校的電話問卷工作,但是被拒絕了。我的人文背景成為我在美國找工作的侷限,我沒有英文的寫作作品,說真的就連當櫃檯人員的信心都沒有。有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每天瀏覽的工作都是最基礎的,甚至無需大學學歷,像是行政人員之類的工作。我自問,我最擅長的與有信心的究竟是什麼呢?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寫作,而且是中文寫作。

我開始在美國找中文相關的工作,我面試了留學公司的教學助理,但最讓我感到有興趣的是記者一職,美國中文報的記者。當我拿到這份在灣區的工作時我欣喜若狂,一方面是對新工作的期盼,另一方面是終於擺脫了對自己的恨意。

「有人需要我了,有人聘用我了,我稱不上一個失敗者吧?」

工作到現在也已經八個月了,我自覺內心的稜角都被磨盡了,我所有的傲氣與自尊。有很多不愉快的事,但也不得不學會了很多,只有親身體驗,親自觀察才能學會的,社會的職場的事。但有時候我還是會回到家,跟家人講電話講到眼淚直流,因為自己的不快樂而感到可恥。有經驗的人可能早就知道,工作不會拯救我,也不會讓我擺脫對自己的失望。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也有像我這樣的人,因為自己的不快樂而感到可恥,或是因為沒有辦法像成功者一樣對人生做足了準備,而感到相形見絀的人。但在這種心理狀態中打滾的我,慢慢地獲得很多體悟,像是操控自己情緒的方法,以及各種感情的源頭與觸發點。這些若不是在非生存下來不可的環境,幾乎不會衍生出的情緒狀態。突然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樂觀或是信仰。當你無法改變外在環境的時候,你只能選擇改變自己。

「我是一個失敗者嗎?」

或許吧,但我也不是這麼在乎了。無論這個世界如何評價我,都改變不了我是什麼樣的人。至少畢業以後,我學會珍惜家人與朋友,並且擺脫了對物質的著迷。曾經我們都很執迷於長輩或是權威對我們的評價,但是在青少年過後我們漸漸發現,啊,原來長輩與權威是這麼平凡而不堪一擊的存在。這個社會也是吧,再怎麼了不起的人(你的上司、你的夢想學校的評審委員、面試你的人…)其實也都只是非常平凡的人,一個會犯錯且可以被挑戰的人。

或許我還是沒有完全擺脫我的傲氣,或許下次遇到不如意的事還是會掉淚,但是我有自己的目標與想法,也跟所有人一樣不完美,沒有什麼是需要一步到位的。我喜歡現在的自己,而人生這種東西,只要快樂就贏了。

後記:黑鏡影評

黑鏡:難道比死亡更恐怖的,是存在?(完全不劇透)刊登於哲學新媒體
ETtoday雲論授權轉載

這可能是我第一次認真寫的影評。雖然高中的時候寫詩寫散文讀小說,大學以後卻漸漸變得寫論文寫時政讀科學與哲學,有時候那些非論述性質的東西彷彿變得很難理解。但是不變的是喜歡看電影跟影集這件事,尤其是驚悚片,其中尤以科幻類的讓我印象最深刻。

看黑鏡的時候,我第一個想法是:「哇,真是太厲害了,我自己不知道要怎麼表達的東西,像是對活著這件事的荒謬與恐怖感,黑鏡卻有辦法重現,並且如此完整而不浮誇的讓觀眾體會這種感覺。」

我不禁想,或許藝術就是這麼一回事吧,無論是音樂還是文學,它們不見得說之以理,但是卻對你動之以情。它無法解釋,但是它可以展現。或許藝術家其實就是擅長操弄情感的人,以文字、影像或是音樂等不同媒介,去創造一種心理狀態。這也許是一種過於獨斷的藝術理論,但技術最高超的作品,或許就是擅於創造一個難以達成的心理狀態,或是成功地達成藝術家希望觀眾擁有的心理狀態。

我對黑鏡的偏好,就像是喜歡True Detective一樣,他們固然劇情精彩,但是讓它們與其他影集不一樣的是它們的意圖,它們的意圖是破壞性與施虐的,True Detective還帶點嚴肅,黑鏡卻完全是嘲諷與鄙視你們所珍視的人性。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最受人推崇的San Junipero反而是我最討厭的一集… 哎喲,如果要享受San Junipero那種光輝照耀的人性與愛情,去看別的影集就有了,究竟又何苦看黑鏡呢?大概只有我這種悲觀主義者不懂吧,你們美好的人性,與愛情。

恐怖知識份子

這世界上不乏喜好把自己的知識學養強加於他人的「知識份子」,例如相信熟稔古文為基礎素養,或是三角函數人人該懂的「恐怖」知識份子,要拿自己專精的學養去威嚇別人。當然這種人通常以政策制定者(現在的國高中生需要學XXX),或是公眾批評者(某某名人怎麼會連這麼基礎的東西都不知道)的形象出現,但這種恐怖知識份子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

日常的恐怖知識份子很簡單地體現在掉書袋上面,像是每兩句話就要引用一個隱晦的學者,而且明明就知道聽者滿臉問號,也不覺得自己有義務要解釋自己在講什麼的人。這時候你就知道這個人的用意不是要跟你溝通,他大概實際上也沒有什麼想要表達什麼,這只是他的個人表演。當然掉書袋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當你知道你的對話對象與你共享相同的知識基礎,直接用人名與書名一語蔽之你想要指涉的概念,是最有效率的溝通方式,但是當你明知道溝通對象與你不享有相同的知識基礎,掉書袋如果不是用來威嚇別人,最好也不過就是懶墮而已。

但真的清楚瞭解自己在講什麼的人,不會害怕用平白的語言去解釋自己的想法,當然我並不是說用平白的語言總是很容易。我的朋友之中不乏學工程、物理或是心理學的,願意退好幾步用最平白的語言跟我解釋他們在研究什麼,讓我有參與這個對話的基礎。但我也遇過許多對英國文學或是中國經典倒背如流的人,但是除了一直旁徵博引,他們沒有興趣與知識場域外的人溝通自己的「知識」。

如果沒有辦法把自己的知識翻譯成平白的語言(捨棄很多細節是必要的),多半的時候應該要自問,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你真的有除了經驗知識(empirical knowledge)以外的東西可以貢獻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知識場域,掉書袋的問題在於不瞭解自己的聽眾,恐怖知識份子的問題在於把知識當作恐嚇他人與建立自我信心的工具。專有名詞是把別人阻擋在外,讓他免於遭受批判的最好防衛。

社會與文化人類學:你的「正義」在這裡不管用

大學上哲學課時,最令我困惑的是「道德普遍主義」(moral universalism)。我個人其實也相信普遍道德存在的可能性,但道德普遍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概念,因為它往往會產生很多自以為是的白癡。我們可以試著比較不同的文化與社會,並且從中推論出普遍的道德準則,但人類學研究顯示的是,許多我們堅信的普世道德是社會脈絡下的產物。這並不代表世界上就不存在普遍道德,這代表的是,多數時候我們相信的道德教條,其實只是普世教條在特定社會下的產物。當你進到不同社會時,理應依照普世教條制定不同的道德教條,許多人卻將自己社會的道德教條誤植到其他社會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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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it’s best, anthropology provides the limiting case for people who want to enshrine their own prejudices as universal principles. (p.196,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我其實從來沒有上過人類學的課,直至畢業以後我才接觸到人類學的書,並且深深地被吸引。對我而言,比起哲學與法律,人類學對社會與文化行為提供更完整的理解框架。由人類學教授莫哈根(John Monaghan)與傑斯(Peter Just)撰寫,社會與文化人類學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是寫給人類學入門學者的書,以非常短的篇幅介紹人類學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一些人類學界的成果與爭辯。以下我想要從書中幾個章節,去談論人類學怎麼影響我理解道德與社會的方法。

文化相對論與道德相對論

很多人可能都聽過沙皮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電影降臨Arrival)體現了比較極端的版本,也就是語言影響(或是決定)認知的假說。英國學者William Gladstone發現經典希臘文獻中沒有「藍色」這個字,荷馬是用「酒紅色」來形容海的。德國學者Lazarus Geiger的研究則發現,冰島、韓文、中文與希伯來文經典古文中,沒有任何「藍色」用字。在各文化中,第一批出現的顏色是黑與白,接下來是紅色,黃色與綠色,最後才是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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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得出哪一個綠色不一樣嗎?

沒有語言形容的顏色我們真的看不到嗎?Jules Davidoff在納米比亞的辛巴族(Himba)進行實驗,辛巴族的語言不區分藍色與綠色,辛巴族受試者在實驗中也無法從綠色群中挑出唯一不一樣的藍色。但是辛巴族有多種語言形容綠色,在一般人沒有辦法分辨的綠色群中,辛巴族人可以輕易地選出不一樣的綠色(點原文連結你可以自己試試看,我是分不出來啦)(附上有趣的解釋影片)。

莫哈根與傑斯指出,沙皮爾-沃爾夫假說所指涉的語言相對論,在極端的理解下,我們可以說來自不同文化的人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裡。他們說,如果一個人的認知是受到文化所影響,那我們的價值觀、信仰與社會規範必然也是被文化所形塑。在如此理解下,一個人要如何將自身文化的道德觀施加於另一個文化呢?道德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論似乎是無法共存的

為什麼其他文化這麼沒有道德

先從一個台灣人可能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開始:吃狗肉的文化。當然,跟我一樣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根本不記得台灣有過一段吃狗肉的時代。但在我們爸媽成長的年代,吃狗肉實在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習俗。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中提到,哪些動物被人類豢養為食用用途,與該社會擁有的自然資源息息相關。戴蒙提到,食用狗的社會阿茲特克、波里尼西亞與中國都是其他蛋白質選項缺乏的社會,狗是阿茲特克唯一馴養的哺乳類動物,玻里尼西亞與中國最早馴養的動物則是豬與狗(p.169)。以前農業為主的台灣社會不吃牛,也是因為牛是耕作動物,這與許多社會不吃馬的道理是一樣的(不是不好吃,是牠們有更重要的用途)。為什麼歐洲社會吃牛?因為歐洲的耕作動物是馬。這並不代表習慣不能夠改變,中國只豢養豬與狗是上古時代的事,更何況現在蛋白質來源如此豐富,狗的用途更從狩獵與食用,轉變成心靈上的支柱。但透過「文不文明」或者「道不道德」的視角去討論吃狗文化是非常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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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除了吃狗肉以外,我們來挑戰一個更難被接受的習俗。殺嬰或者墮胎在當代看來,在道德上是難以被接受的,但是在自然資源有限的蒂蔻皮亞島(Tikopia),殺嬰甚至是自殺是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戴蒙在大崩壞Collapse)中提到,當基督教反對墮胎、殺嬰與自殺的信仰傳入蒂蔻皮亞島後,島上人口從1929年的1278人,成長至1952年的1752人,遭遇風災後島上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問題,英國政府只好允許蒂蔻皮亞島民移居至其他所羅門群島上。如今,蒂蔻皮亞島長老規定島上人口必須維持在1115人以下(p.289-291)。蒂蔻皮亞島故事顯示的是,可怕如殺嬰的行為,在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嶼社會中,都有它的社會脈絡。這並不代表殺嬰在蒂蔻皮亞島就是一件好事,但至少我們可以理解,在當代社會中殺嬰,與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早期島嶼社會中殺嬰的行為,其意義可以因為社會脈絡的不同而截然不同

為什麼現代女性這麼沒有節操

我覺得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最大的幫助,是提供我們更寬宏的視野去思考道德規範。前一陣子Netflix出了新的影集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我個人覺得影集最好看的部分,其實是重現19世紀(1843年左右)美國社會對女性的道德規範。看完影集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要是在那個時代有一個女兒,我也會告誡她守貞的重要性。在一個女性禁止擁有與管理財產的社會(19世紀初期只有部分的州允許),女性在社會中唯一的生存方式是靠男人。而男人娶妳很重要的原因是生小孩,父系社會(血緣追溯男方家庭而非女方)的特點是對女性的「性管制」(請體諒一下沒有DNA驗證技術的年代),所以貞潔可以說是女性在父系社會中生存的飯票(妳可以選擇的工作很有限,妳也不能夠管理自己賺的錢,嫁個願意為了小孩好好養妳的男人是最好的選項了)。更何況在一個避孕不普遍,墮胎密醫有可能要妳命的年代,婚前性行為對女性在生存算計上是相當「愚蠢」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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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影集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

至於為什麼我不認為婚前性行為在當代這麼重要,首先是因為當代女性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可以跟男人一樣有自己的工作。貞潔不再是女性生存的唯一飯票,因為當代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賺錢養自己。何況當代避孕與墮胎技術變得更安全與便宜,婚前性行為對於父系社會的干擾,以及女性個人的生存都不再是很大的障礙

你的「正義」在這裡不管用

其實道德相對論對很多人是相當不安的概念,但我還是想挑戰一下當今學界捧在掌心上的「人權」概念的適用性。並不是說人權概念是錯的,而是我們必須明白,普世真理必然得回歸最基礎的價值,基礎價值之外的價值觀都有局限性。我擔心的是如今的人權涵括太多會受到社會脈絡侷限的價值觀,而失去了「普世」的特質。當然,道德相對論者會否認這個「普世」特質存在過,但我認為這是可以討論的。人權支持者與團體在推動心中的正義時,必然要反思哪些正義是受到不同社會脈絡侷限的,而哪一種正義才是人類最基礎的(跨越不同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