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佛萊依「壓迫」:家庭結構與父權紅利

女性主義,這個詞從創始以來,承載的意義不斷變化,唯一不變的是它的爭議性。

佛賴伊(Marilyn Frye)的女性主義經典現實政治:女性主義理論(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是佛賴伊的短文集。書中幾篇文章都有非常有趣的觀察與論點,但是我想集中討論她最著名的一篇壓迫(Oppression)。5157ZhVNFrL._SX317_BO1,204,203,200_

佛賴伊這此文中,對“壓迫”這種現象作出解釋與定義,並且論述雖然性別結構對兩性都有限制,女性才是被「壓迫者」,而同樣受到侷限的男性並不是。我對這篇的興趣在於,我對“壓迫”作為一種概念框架去理解性別結構有一些質疑,考量到性別結構與兩性關係近幾世紀的劇烈變化(女性主義思想當然功不可沒),我質疑“壓迫”是否為承襲自上個世紀的性別結構理解方式,而在當代社會,這種概念框架是否總是適用呢?

“籠子,想像一個鳥籠。如果你仔細地看著其中一條鐵絲,你就無法看見其他的鐵絲。如果你對眼前這東西的理解是基於這個狹隘的視野,你可以細察整條鐵絲,然而不瞭解為什麼鳥不能隨意地繞過鐵絲飛出去。就算你一條一條地觀察了所有的鐵絲,狹隘的視野還是會讓你不明白,為什麼鳥不能飛出去。”(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 P.4)

定義壓迫

佛賴伊對壓迫的定義有五個部分:

首先,被壓迫者必須受到限制,他們的自由必須受到侷限。

再來,被壓迫者必須被它的限制所傷害。

第三,被壓迫者受到的限制必須來自社會結構。

第四,被壓迫者遭到侷限的原因,必須來自他所隸屬的團體(social group)。

最後,被壓迫者必然有一群壓迫者,從被壓迫者的侷限中受惠。

在佛賴伊的定義下,男性不能被稱為壓迫者,因為男性不符合第五個條件。佛賴伊指出,父權結構的功用便是讓女性以生育與照護去服務男性。

壓迫在當代西化社會的適用性

女性主義最大的成就,莫過於讓人們意識到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或者說女性在社會中所遭受的「去人性」的對待。很多人在女性主義思想上看到馬克思的色彩,甚至以為女性主義是馬克思思想的流派(好吧,有可能只有我),但事實上女性主義思想的根源是歐洲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的人本主義(humanism)與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在民主社會長大的我們,太浸淫在來自啟蒙時代的思想,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在人本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前是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思想與哲學可以讓一個社會正當化奴隸制與女性的壓迫。但我們可以想像個人主義思想,便是以個人為最小的利益單位。舉一個例子,我可以剝奪自己現在的睡眠,已達成明天的好成績。你不會覺得我剝奪自己的睡眠是在壓迫自己,畢竟獲得好成績的也是我,我是一個利益單位,這是我自己的利弊權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發展出人權的概念,因為我們相信個人是最基礎的利益單位,我沒有義務為了別人的成績,犧牲自己的睡眠,因為我跟別人是不一樣的利益單位。在啟蒙時代以前,最小的利益單位可能是家族、族群或是國家,只有在這種社會一體性的理解下,當時的人才有辦法正當化專制政權、女性壓迫與種族壓迫,壓迫國家的人民或是其中的特定族群,就跟我剝奪自己的睡眠一樣可以被正當化,因為國家可以是最小的利益單位,而人民的壓迫只是一種權衡手段。

既然我們是在談女性主義,那就先來討論女性壓迫吧。其實光是用「女性壓迫」這個詞,就是在以啟蒙時代以後的思想去分析過去的社會結構。我知道很多人對當代女性是否受到壓迫抱持者極大的懷疑,但我想任何人都同意女性在早期社會中,與男性的權益根本無法相提並論。事實上女性就跟有色人種一樣,在早期社會中並不屬於權利完整的社會成員(或是根本不算是社會成員,就像憲法可以說每個人都有投票權,然後完全不認為需要解釋為什麼女性跟有色人種不算人一樣),但我認為性別結構其實比種族結構更複雜,並不能完全相提並論。

異性戀家庭結構與父權紅利

為什麼我說性別結構更複雜?我們可以從有些人口中的「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這個詞去理解。父權紅利是什麼?像是長得漂亮的女生暢行無阻,可以透過外貌獲取經濟利益,或是吃飯都是男性請客,談戀愛是男生追女生等等,令八卦版男性講得牙癢癢的女性特權。這要回到啟蒙時代以前的思想,去理解這個狀況,或許個人主義在現代社會確實越來越盛行,但我們頂多只是在一個社會的轉捩點上,大部份的人夢想建立一個「家庭」,而「家庭」直到幾年前以前都還是完全專屬於異性戀的社會單位。所以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男性,你的社會資源必須與部分的女性共享,當然這不是說女性就活得輕輕鬆鬆,只是女性沒有辦法直接進入社會「獨立地」獲取經濟資源,而是必須間接地透過競爭社會地位高的男性去獲取經濟資源,這對長得漂亮的女性當然特別吃香,但是對相貌平平但才氣絕佳的女性則是地獄一場。所以你當然可以說很不公平,美女到處可以找到豢養她們的男性,但是男生想當個小狼狗卻難上加難,你要理解想要當小狼狗你要先有一群掌握足夠經濟資源的富太太,這種社會合約才有辦法運作。

當然社會逐漸地在改變,但文化並不會這麼快速地跟進,或許我們看見更多經濟自主的女性,但文化讓多數的女性向上尋找經濟資源與自己匹配或是更多的男性,或是男性避免學歷高的女性,人類的性偏好(what we find attractive)是高度社會化的。讓性別結構複雜的原因就是「家庭」,假設人類社會是完全以同性戀家庭為基礎,性別結構大概會與種族結構一樣單純。早期的奴隸制或是種族隔離制度,幾乎讓「上層」種族獨佔了社會資源,並且最大化地避免了社會資源在不同種族間的流動。

性別結構則因為「家庭」而更加複雜,社會裡可以發現附屬在高社經地位男性下的女性,享有比低社經地位男性更多的資源,即便高社經地位女性的社會權益比男性少,家庭組織提供部分女性一個(甚至是唯一)階級流動的機會。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有些女性在現行的父權結構下其實很吃香,但這就跟所有的階級流動一樣,當一個漂亮的女性也不是可以輕易辦到的事啊?讓透過外貌走捷徑的女性代表所有女性情況是否有點偏頗,畢竟大部份的女性可能就跟大部份的男性一樣,有充分的才華與實在不值得一提的外貌。只因為有人中了樂透,不代表所有人都一樣輕鬆好運啊。

至於男性感到被女生予取予求,心裡不平衡是他們的錯嗎?當然不是,生在這個時代的男性,除非他們主修歷史,不然他們應該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與他們權益完全相等的女性多一條「父權紅利」的路可以走,這其實就是我們的社會「遺跡」。文化的變遷總是慢半拍,我們的社會中隨處可見這種「上古遺跡」,例如男性請客,或是稱讚女性外貌等等。這種文化當然還是會影響社會對性別的認知,以及不同性別的行為pattern。

文化中的「上古遺跡」只有父權紅利嗎?當然不是,就算同性婚姻合法了,ppt gay版還是會被仇恨言論洗版。就算我們有科學了,還是會有政治人物說「德不配位」這種話(還有很多種鳥話啦)。文化活化石隨處可見,無所不在,我當然有餘裕去諒解那些傷害別人的人,但被傷害的人不見得有那種餘裕。會去傷害別人的人,通常也是那些自我感覺到最脆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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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為什麼其他文化都這麼沒有道德

為什麼其他文化都這麼沒有道德:普世道德存在嗎?本文刊登於哲學新媒體

這世界上存在普世道德嗎?我見過許多害怕質問自己道德信仰的人,因為他們害怕因此失去做出道德判斷的基準,他們害怕沒有堅定的道德信仰等同於不道德。

但我自己的經驗是,正義凜然與邪惡多端之人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兩者看待自身行為的觀點如出一轍,不一樣的只是他們擁有的價值觀,就像是一個基督徒與一個穆斯林一般虔誠,不一樣的只是他們的神。

我並不否認普世道德的存在,我只是認為普世道德比多數人想像的單純且有彈性,畢竟我們都是人類,我們建立不一樣的社會,但是我們原初的programming是一樣的,我們最基礎的欲望與恐懼是相似的。比起擔心沒有道德原則,能夠去反思自己價值觀形成的偏見,我覺得反而是比當一個正義魔人,更能避免惡行的心態。

畢業、成年與失敗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記者,甚至應該說我從來沒想過我會進到職場。我一直以為自己一畢業就會進研究所,我以為我一輩子只會在學術的場域裡面,至少當初我是如此期望與盤算的。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大學四年是我成長最多,卻也最迷惘的日子。不錯的成績也有,但虛度與糊塗更多,與周遭的人相比實在稱不上出色或是優秀。大四那年,大部份的朋友都離開了,有的進了研究所,有的進了職場,只剩下我還在學校。

「再一個學期,」我這麼告訴自己:「讓我離開前證明自己。」其實說穿了,我沒有準備好畢業。我修了18學分(滿學分)的哲學課,心想畢業前拿個好成績再走,申請了研究所再走。結果我沒有申請研究所,在最後一刻,我發現我不確定我是否適合哲學。

然後我就畢業了,2016年的12月,我突然被推進了一個我毫無準備面對的世界。我聽說這是人生中最彷徨的年紀,至少對我們這種沒有在畢業前就找好工作或申請好研究所的人而言,22歲與23歲是我這輩子感受過最自由與最焦慮的年紀。第一次沒有人可以告訴我要做什麼,每天從床上睜開眼睛後,沒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或是一定要做的事。我開始每天散步、讀書與找工作,其實某種程度上我過得很快樂,自由自在地讀書,我逐漸發現對人類學的興趣,甚至決定了研究所的走向與研究問題。但是最痛苦的是面對人,每當別人詢問我在做什麼時,我總是對自己感到很可恥。

「從來沒打算進職場的我,究竟能夠找到什麼工作呢?」

我試著去應徵學校的電話問卷工作,但是被拒絕了。我的人文背景成為我在美國找工作的侷限,我沒有英文的寫作作品,說真的就連當櫃檯人員的信心都沒有。有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每天瀏覽的工作都是最基礎的,甚至無需大學學歷,像是行政人員之類的工作。我自問,我最擅長的與有信心的究竟是什麼呢?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寫作,而且是中文寫作。

我開始在美國找中文相關的工作,我面試了留學公司的教學助理,但最讓我感到有興趣的是記者一職,美國中文報的記者。當我拿到這份在灣區的工作時我欣喜若狂,一方面是對新工作的期盼,另一方面是終於擺脫了對自己的恨意。

「有人需要我了,有人聘用我了,我稱不上一個失敗者吧?」

工作到現在也已經八個月了,我自覺內心的稜角都被磨盡了,我所有的傲氣與自尊。有很多不愉快的事,但也不得不學會了很多,只有親身體驗,親自觀察才能學會的,社會的職場的事。但有時候我還是會回到家,跟家人講電話講到眼淚直流,因為自己的不快樂而感到可恥。有經驗的人可能早就知道,工作不會拯救我,也不會讓我擺脫對自己的失望。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也有像我這樣的人,因為自己的不快樂而感到可恥,或是因為沒有辦法像成功者一樣對人生做足了準備,而感到相形見絀的人。但在這種心理狀態中打滾的我,慢慢地獲得很多體悟,像是操控自己情緒的方法,以及各種感情的源頭與觸發點。這些若不是在非生存下來不可的環境,幾乎不會衍生出的情緒狀態。突然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樂觀或是信仰。當你無法改變外在環境的時候,你只能選擇改變自己。

「我是一個失敗者嗎?」

或許吧,但我也不是這麼在乎了。無論這個世界如何評價我,都改變不了我是什麼樣的人。至少畢業以後,我學會珍惜家人與朋友,並且擺脫了對物質的著迷。曾經我們都很執迷於長輩或是權威對我們的評價,但是在青少年過後我們漸漸發現,啊,原來長輩與權威是這麼平凡而不堪一擊的存在。這個社會也是吧,再怎麼了不起的人(你的上司、你的夢想學校的評審委員、面試你的人…)其實也都只是非常平凡的人,一個會犯錯且可以被挑戰的人。

或許我還是沒有完全擺脫我的傲氣,或許下次遇到不如意的事還是會掉淚,但是我有自己的目標與想法,也跟所有人一樣不完美,沒有什麼是需要一步到位的。我喜歡現在的自己,而人生這種東西,只要快樂就贏了。

後記:黑鏡影評

黑鏡:難道比死亡更恐怖的,是存在?(完全不劇透)刊登於哲學新媒體

這可能是我第一次認真寫的影評。雖然高中的時候寫詩寫散文讀小說,大學以後卻漸漸變得寫論文寫時政讀科學與哲學,有時候那些非論述性質的東西彷彿變得很難理解。但是不變的是喜歡看電影跟影集這件事,尤其是驚悚片,其中尤以科幻類的讓我印象最深刻。

看黑鏡的時候,我第一個想法是:「哇,真是太厲害了,我自己不知道要怎麼表達的東西,像是對活著這件事的荒謬與恐怖感,黑鏡卻有辦法重現,並且如此完整而不浮誇的讓觀眾體會這種感覺。」

我不禁想,或許藝術就是這麼一回事吧,無論是音樂還是文學,它們不見得說之以理,但是卻對你動之以情。它無法解釋,但是它可以展現。或許藝術家其實就是擅長操弄情感的人,以文字、影像或是音樂等不同媒介,去創造一種心理狀態。這也許是一種過於獨斷的藝術理論,但技術最高超的作品,或許就是擅於創造一個難以達成的心理狀態,或是成功地達成藝術家希望觀眾擁有的心理狀態。

我對黑鏡的偏好,就像是喜歡True Detective一樣,他們固然劇情精彩,但是讓它們與其他影集不一樣的是它們的意圖,它們的意圖是破壞性與施虐的,True Detective還帶點嚴肅,黑鏡卻完全是嘲諷與鄙視你們所珍視的人性。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最受人推崇的San Junipero反而是我最討厭的一集… 哎喲,如果要享受San Junipero那種光輝照耀的人性與愛情,去看別的影集就有了,究竟又何苦看黑鏡呢?大概只有我這種悲觀主義者不懂吧,你們美好的人性,與愛情。

恐怖知識份子

這世界上不乏喜好把自己的知識學養強加於他人的「知識份子」,例如相信熟稔古文為基礎素養,或是三角函數人人該懂的「恐怖」知識份子,要拿自己專精的學養去威嚇別人。當然這種人通常以政策制定者(現在的國高中生需要學XXX),或是公眾批評者(某某名人怎麼會連這麼基礎的東西都不知道)的形象出現,但這種恐怖知識份子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

日常的恐怖知識份子很簡單地體現在掉書袋上面,像是每兩句話就要引用一個隱晦的學者,而且明明就知道聽者滿臉問號,也不覺得自己有義務要解釋自己在講什麼的人。這時候你就知道這個人的用意不是要跟你溝通,他大概實際上也沒有什麼想要表達什麼,這只是他的個人表演。當然掉書袋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當你知道你的對話對象與你共享相同的知識基礎,直接用人名與書名一語蔽之你想要指涉的概念,是最有效率的溝通方式,但是當你明知道溝通對象與你不享有相同的知識基礎,掉書袋如果不是用來威嚇別人,最好也不過就是懶墮而已。

但真的清楚瞭解自己在講什麼的人,不會害怕用平白的語言去解釋自己的想法,當然我並不是說用平白的語言總是很容易。我的朋友之中不乏學工程、物理或是心理學的,願意退好幾步用最平白的語言跟我解釋他們在研究什麼,讓我有參與這個對話的基礎。但我也遇過許多對英國文學或是中國經典倒背如流的人,但是除了一直旁徵博引,他們沒有興趣與知識場域外的人溝通自己的「知識」。

如果沒有辦法把自己的知識翻譯成平白的語言(捨棄很多細節是必要的),多半的時候應該要自問,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你真的有除了經驗知識(empirical knowledge)以外的東西可以貢獻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知識場域,掉書袋的問題在於不瞭解自己的聽眾,恐怖知識份子的問題在於把知識當作恐嚇他人與建立自我信心的工具。專有名詞是把別人阻擋在外,讓他免於遭受批判的最好防衛。

社會與文化人類學:你的「正義」在這裡不管用

大學上哲學課時,最令我困惑的是「道德普遍主義」(moral universalism)。我個人其實也相信普遍道德存在的可能性,但道德普遍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概念,因為它往往會產生很多自以為是的白癡。我們可以試著比較不同的文化與社會,並且從中推論出普遍的道德準則,但人類學研究顯示的是,許多我們堅信的普世道德是社會脈絡下的產物。這並不代表世界上就不存在普遍道德,這代表的是,多數時候我們相信的道德教條,其實只是普世教條在特定社會下的產物。當你進到不同社會時,理應依照普世教條制定不同的道德教條,許多人卻將自己社會的道德教條誤植到其他社會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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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it’s best, anthropology provides the limiting case for people who want to enshrine their own prejudices as universal principles. (p.196,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我其實從來沒有上過人類學的課,直至畢業以後我才接觸到人類學的書,並且深深地被吸引。對我而言,比起哲學與法律,人類學對社會與文化行為提供更完整的理解框架。由人類學教授莫哈根(John Monaghan)與傑斯(Peter Just)撰寫,社會與文化人類學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是寫給人類學入門學者的書,以非常短的篇幅介紹人類學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一些人類學界的成果與爭辯。以下我想要從書中幾個章節,去談論人類學怎麼影響我理解道德與社會的方法。

文化相對論與道德相對論

很多人可能都聽過沙皮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電影降臨Arrival)體現了比較極端的版本,也就是語言影響(或是決定)認知的假說。英國學者William Gladstone發現經典希臘文獻中沒有「藍色」這個字,荷馬是用「酒紅色」來形容海的。德國學者Lazarus Geiger的研究則發現,冰島、韓文、中文與希伯來文經典古文中,沒有任何「藍色」用字。在各文化中,第一批出現的顏色是黑與白,接下來是紅色,黃色與綠色,最後才是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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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得出哪一個綠色不一樣嗎?

沒有語言形容的顏色我們真的看不到嗎?Jules Davidoff在納米比亞的辛巴族(Himba)進行實驗,辛巴族的語言不區分藍色與綠色,辛巴族受試者在實驗中也無法從綠色群中挑出唯一不一樣的藍色。但是辛巴族有多種語言形容綠色,在一般人沒有辦法分辨的綠色群中,辛巴族人可以輕易地選出不一樣的綠色(點原文連結你可以自己試試看,我是分不出來啦)(附上有趣的解釋影片)。

莫哈根與傑斯指出,沙皮爾-沃爾夫假說所指涉的語言相對論,在極端的理解下,我們可以說來自不同文化的人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裡。他們說,如果一個人的認知是受到文化所影響,那我們的價值觀、信仰與社會規範必然也是被文化所形塑。在如此理解下,一個人要如何將自身文化的道德觀施加於另一個文化呢?道德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論似乎是無法共存的

為什麼其他文化這麼沒有道德

先從一個台灣人可能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開始:吃狗肉的文化。當然,跟我一樣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根本不記得台灣有過一段吃狗肉的時代。但在我們爸媽成長的年代,吃狗肉實在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習俗。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中提到,哪些動物被人類豢養為食用用途,與該社會擁有的自然資源息息相關。戴蒙提到,食用狗的社會阿茲特克、波里尼西亞與中國都是其他蛋白質選項缺乏的社會,狗是阿茲特克唯一馴養的哺乳類動物,玻里尼西亞與中國最早馴養的動物則是豬與狗(p.169)。以前農業為主的台灣社會不吃牛,也是因為牛是耕作動物,這與許多社會不吃馬的道理是一樣的(不是不好吃,是牠們有更重要的用途)。為什麼歐洲社會吃牛?因為歐洲的耕作動物是馬。這並不代表習慣不能夠改變,中國只豢養豬與狗是上古時代的事,更何況現在蛋白質來源如此豐富,狗的用途更從狩獵與食用,轉變成心靈上的支柱。但透過「文不文明」或者「道不道德」的視角去討論吃狗文化是非常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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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除了吃狗肉以外,我們來挑戰一個更難被接受的習俗。殺嬰或者墮胎在當代看來,在道德上是難以被接受的,但是在自然資源有限的蒂蔻皮亞島(Tikopia),殺嬰甚至是自殺是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戴蒙在大崩壞Collapse)中提到,當基督教反對墮胎、殺嬰與自殺的信仰傳入蒂蔻皮亞島後,島上人口從1929年的1278人,成長至1952年的1752人,遭遇風災後島上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問題,英國政府只好允許蒂蔻皮亞島民移居至其他所羅門群島上。如今,蒂蔻皮亞島長老規定島上人口必須維持在1115人以下(p.289-291)。蒂蔻皮亞島故事顯示的是,可怕如殺嬰的行為,在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嶼社會中,都有它的社會脈絡。這並不代表殺嬰在蒂蔻皮亞島就是一件好事,但至少我們可以理解,在當代社會中殺嬰,與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早期島嶼社會中殺嬰的行為,其意義可以因為社會脈絡的不同而截然不同

為什麼現代女性這麼沒有節操

我覺得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最大的幫助,是提供我們更寬宏的視野去思考道德規範。前一陣子Netflix出了新的影集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我個人覺得影集最好看的部分,其實是重現19世紀(1843年左右)美國社會對女性的道德規範。看完影集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要是在那個時代有一個女兒,我也會告誡她守貞的重要性。在一個女性禁止擁有與管理財產的社會(19世紀初期只有部分的州允許),女性在社會中唯一的生存方式是靠男人。而男人娶妳很重要的原因是生小孩,父系社會(血緣追溯男方家庭而非女方)的特點是對女性的「性管制」(請體諒一下沒有DNA驗證技術的年代),所以貞潔可以說是女性在父系社會中生存的飯票(妳可以選擇的工作很有限,妳也不能夠管理自己賺的錢,嫁個願意為了小孩好好養妳的男人是最好的選項了)。更何況在一個避孕不普遍,墮胎密醫有可能要妳命的年代,婚前性行為對女性在生存算計上是相當「愚蠢」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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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影集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

至於為什麼我不認為婚前性行為在當代這麼重要,首先是因為當代女性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可以跟男人一樣有自己的工作。貞潔不再是女性生存的唯一飯票,因為當代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賺錢養自己。何況當代避孕與墮胎技術變得更安全與便宜,婚前性行為對於父系社會的干擾,以及女性個人的生存都不再是很大的障礙

你的「正義」在這裡不管用

其實道德相對論對很多人是相當不安的概念,但我還是想挑戰一下當今學界捧在掌心上的「人權」概念的適用性。並不是說人權概念是錯的,而是我們必須明白,普世真理必然得回歸最基礎的價值,基礎價值之外的價值觀都有局限性。我擔心的是如今的人權涵括太多會受到社會脈絡侷限的價值觀,而失去了「普世」的特質。當然,道德相對論者會否認這個「普世」特質存在過,但我認為這是可以討論的。人權支持者與團體在推動心中的正義時,必然要反思哪些正義是受到不同社會脈絡侷限的,而哪一種正義才是人類最基礎的(跨越不同社會的)。

Check Your Privilege

privilege(特權)這個詞對於熟悉美國自由左派文化的人可能不陌生,「特權」正如字面上的意思,泛指在社會結構中享有較多權力的特定身份(identity),例如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男性特權(male privilege)、異性戀特權與完身特權(able-bodied privilege,健康與無障礙的身體特權),網路上甚至可以找到一整套如何進行特權自我檢查的方法(我知道我知道,你可能很想翻白眼,但你有聽過東亞特權(East Asian privelege)嗎?這可真正有趣了,下次再寫)。

討論特權從來不是一個容易的話題,佛賴伊(Marilyn Frye)的女性主義經典現實政治:女性主義理論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的其中一篇文章身為白人On Being White)時,她談到被其他的女性主義者指控為白人中心時,意識到白人特權來自於行為的選項而非行為本身。意即一個白人並沒有辦法透過行為去揚棄她的特權,因為特權的行使不是來自於某一個行為,而是來自於一個人具備的行為選項,而特權者的選項總是比其他人多,這就是所謂的權力。佛賴伊的結論是,一個白人不能夠說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not a ricist),他們只能說自己是個反種族主義者(anti-racist)。

以我自己的雙重國籍為例。我記得身邊大部份的台灣學生在畢業時,紛紛在美國申請了工作簽證,但外籍身份本身構成了他們在美國求職的困難,每每談到他們求職的困境與我的雙重國籍身份,他們總是說:「真好,你都沒有這些問題。」其實當下聽了我總是有一點憤憤不平,一方面是我並沒有特別想在美國工作,另一方面是我並不覺得美國籍讓我在求職上比他們容易,我的專長仰賴文字,與理工和會計相比,擅長中文寫作的我在美國求職其實沒什麼道理。「如果可以,我不想要,也不需要美國籍啊。」我常如此思考。

但我膝反射式的憤憤不平,很顯然地誤會了特權的癥結點。問題並不在於我想不想要在美國工作,而是如果我想要在美國工作,我有權力這麼做,而我的同學並沒有做這個決定的機會。但我內心的不平衡也是真的,為什麼我要為一個我無能控制的事情感到罪惡呢?我想這種心態其實是很多反對自由左派議題的核心情感。

雖然我用膝反射自嘲自己的防衛心態,但我想要表達的是我理解那種感覺,我在思考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要討論結構特權問題,什麼樣的對話語言是有幫助的?耽溺於道德優越感之外,什麼樣的語言才能降低這種討論所遇到的阻力呢?

與自己討價還價:自律與寫作

執行長期目標恐怕是多數人的阿基裡斯踝,無論是申請學校、準備大考或是像我一樣想要持續地寫作,即便我們缺的從來不是時間,要執行這些時距較長的目標比被期限追著跑還要難。尤其是上班回家以後只能癱在床上,什麼事都做不了的感覺,很少有人可以在忙碌一天後,還逼自己坐到書桌前去處理沒有時效壓力的事。

這是我剛開始工作時的困擾,或許我會安排兩到三個小時的空檔在週末寫作,但這幾個小時之間我大概有一個小時在看Youtube跟鬼混。後來我決定把工作量分化,可能以每兩三天為限,要寫出一個草稿,或是把資料搜集完,但在週間的工作日我幾乎沒有腦力去完成這些事情。所以我開始思考,是否能夠養成慣性去執行這些工作?在自律方面我唯一比較成功的案例是養成固定的作息。我幾乎固定在十一點睡覺,在七點起床,在日落前每天散步30-60分鐘。所以我決定想辦法讓寫作就像散步一樣,加入我的作息中。

我決定每天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寫作,無論進度多少,只要有一個小時精神專注地投入寫作即可。但畢竟寫作跟散步不一樣,是一個讓人很抗拒的工作,你再怎麼有決心執行這件事,只要安排的時間不對,這個習慣很有可能不會被執行。所以在摸索如何自律時,我最大的心得是:「千萬不能把未來的自己當作是有自由意志的」。把未來的自己想像成一個你很瞭解的人,然後為他安排一個他最容易「想要」做這件事的時間。在觀察自己的作息後,我發現早上是我意志力與執行力最高的時候,晚上則是我最癱瘓的時候,所以我決定把寫作安排為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

意外的是,這個計畫執行得非常順利。我每天早上煮完咖啡後,會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寫作,每天花一個小時負擔不重,但一個禮拜就有七個小時,寫作的產量也因此大幅提升。執行慣性時,很重要的一點是切忌完美主義。「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而壞的目標也可以說是失敗的一半。有時候工作壓縮到我的早晨時間,我知道一旦開始工作後就很難靜下來寫作,我當天就不期望自己寫作,有時候放假出去玩兩三天,我也不奢望自己寫作。能夠因為瞭解自己而設定合理的目標,是在履行自我期望時不墮入自我痛恨的祕訣。往往我們因為幾次的失敗,就很容易放棄整個計畫。所以能夠為自己量身打造合理的目標是很重要的一部份。

簡單來講,自律的方法是學會與自己討價還價。要能夠持久地執行一件事,目標不能嚴苛,如果明知道自己下班回家很累,就不要把耗費腦力的任務安排在這個時候,或著就只能安排非常少量的工作。現在的自己不要把未來的自己想做是有自由意志的,與其問為什麼他(未來的你)不做這件事,更好的問題是怎麼讓他想要做這件事

後記:別傻了,生命沒有(你以為的那種)意義

別傻了,生命沒有(你以為的那種)意義刊登於哲學新媒體

這篇文章算是給了我自己一個closure吧。自從國中以後(搬家到台北、準備基測、各種青少年的人際關係煩惱),我便開始不斷地詢問自己:「到底為什麼要活著呢?」我一直以為人類社會存在這麼久了,總該有個普世認同的答案吧?這難道不是我們意識到自己存在後的第一個問題嗎?偏偏我就是遍尋不著。

從國中到大學之間,我試圖回答自己的問題,期間我換過好幾次答案。國中的時候因為有心愛的朋友,我相信生命的意義就是找到一個你可以為他活下去的人。後來我又覺得這答案太侷限了,而後我又相信人必須被歷史記錄下來,被後人所記得生命才有意義。但很快地我又發現,如果明知人類社會有毀滅的一天,被歷史記錄下來與被自己的朋友記得有什麼差別呢?大學期間我是一個很篤定的物質主義與虛無主義者,我簡單的答案就是生命如天災,探問意義的舉動不過就是一廂情願。在與朋友互動間我也發現許多人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我不得不得出結論,只有悲傷如我之人才需要這麼鍥而不捨地追求生命的意義。在快樂的面前,意義是多餘的。

這篇文章的結論令我自己滿意外的,我寫作的出發點是要解釋為什麼生命沒有意義,所以我從分析「意義」著手,但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發現雖然我渴望的終極意義不可企及,但我們似乎接受欠缺終極意義的事物可以具備侷限的意義,即便這是非常非常侷限的意義。這一點我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否認的。

其實我有點懷疑我的結論跟存在主義很接近,只是用了不同的語言與論述方法去描述與論證。存在主義所謂的自由,其實就是來自於世界的荒謬與缺乏目的性。存在先於本質點出的其實就是缺乏終極意義這件事。但我沒有拜讀過存在主義的作品,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論證途徑是什麼。老實說我曾經很討厭存在主義的「樂觀」,卡繆講到薛希佛斯的快樂時(One must imagine Sisyphus happy.),真令我哭笑不得。但或許我最後得出的結論,其實和存在主義的樂觀程度是差不多的。

如果可以大聲地跟這個世界說「生命沒有意義」可能比較符合我的風格吧,但如果除了讓人絕望以外,可以提供一點對意義的瞭解,並且讓人透過這個理解去創造意義其實也挺好的。(雖然我比較偏好提供絕望^___^)

大崩壞:文化生存還是生理生存?

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是繼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之後我所閱讀的第二本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大崩壞固然是本好書,但與槍砲相比還是有點小小的失望,一方面槍砲所探討的問題更具野心也更有趣,另一方面對我而言,大崩壞有時過於冗長地敘述經驗資料(empirical data),我不得不跳過許多篇幅(我真的不需要知道這麼多土壤科學或是石油公司的內情)。

大崩壞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看似成功的社會會突然崩壞並且消失無蹤呢?」戴蒙的答案簡單說就是自然環境。戴蒙的論點圍繞五個導致社會崩壞的因素:Collapse_book

  • 生態環境的破壞
  • 氣候轉變
  • 強鄰威脅
  • 友邦的支持
  • 該文明面對上述問題的應變能力

槍砲相似,戴蒙利用比較歷史去支持自己的論點,其中最具說服力的案例應屬格陵蘭的維京人與因紐特人。雖然書中的範例包括了浪漫的復活節島與馬雅文明,但在欠缺對照組的狀況下只能仰賴作者的分析。格陵蘭的維京人與因紐特人則是兩個存在於相同時間與地理環境的社會,其中一個成功,另一個則失敗了。而戴蒙認為這顯示了社會的存亡並非完全由自然環境決定,社會如何回應這些自然挑戰決定了社會的成敗。

當一個族群核心的價值觀與生存變得不可相容時,是否揚棄這個價值觀是非常痛苦的決定。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會寧可死去,也不願意妥協我們的價值觀呢?(p.433,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格陵蘭消失的維京人:文化生存還是生理生存

維京人從西元10世紀開始在北美的格陵蘭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到14世紀時卻突然從地球表面消失了。戴蒙在第六到第九章節中試圖回答的,不只是為什麼格陵蘭維京人社會的崩壞,而是為什麼維京人失敗了,但同一時期在格陵蘭的因紐特人卻生存了下來。

為什麼格陵蘭維京人消失?根據戴蒙的說法,簡單的答案是環境破壞。因為不當的農牧生產模式,維京人的耕作方式耗盡了土壤生產力(FYI 近年的研究似乎對環境破壞扮演的重要性有點爭議)。但是戴蒙點出維京人的滅絕並非不可避免的,如果因紐特人可以在同樣惡劣的氣候下生存下來,憑什麼維京人不行呢?

Hvalsey_Church戴蒙點出了維京人強烈的歐洲人認同感,讓他們拒絕學習與接納因紐特人的捕鯨技術與飲食習慣。承襲自歐洲的農作方式與社會結構,被移植到一個迥異的自然環境,維京人的文化在格陵蘭註定要面臨生存挑戰。例如豢養破壞環境的豬隻,並且拒絕食用魚肉(雖然格陵蘭維京人吃不吃魚也有爭議)。又例如耗費資源建立教堂、供養宗教階級與承襲歐式衣著。「與歐洲物質進口相等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進口物:基督教與歐洲人的身份認同感。」戴蒙寫:「這兩個身份認同讓維京人可以在最艱困的氣候下保持社會運作,但也解釋了他們不合時宜的行為,並且最終導致了維京人的滅絕。」(p243)

或許一個社會成功的祕訣,在於知道哪些價值觀可以保存,而哪些價值觀必須被取代。(p.433,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格陵蘭維京人的故事最有趣的地方,是對文化生存生理生存做出了區別。我覺得這是對政治現實主義者(realist)很重要的課題,我們常常假設生理生存是理解人類行為或者社會決策最根本的考量,但維京人故事顯示的是,雖然文化生存與生理生存常常是相伴相隨,但當生理生存與文化生存是相斥時,一個社會會如何做出決定呢?政治現實主義或許會一口咬定生理生存的重要性,但我們都知道那是一個過於簡化的「現實」。

文化在形成之初是在生理生存的前提下形成的,但是文化一旦形成,它會出現慣性(inertia)。一旦外在環境改變,生存的條件必然跟著改變,但一個社會文化的改變往往無法立即地對外在環境變化作出回應,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一個社會可以為了文化的保存而拒絕生理生存。

單論飲食這件事,每一個社會幾乎都有飲食禁忌,這些禁忌多數時候可以追溯到某種生理生存的理由。例如許多亞洲國家不吃牛,因為牛是耕作動物,多數社會的工具動物不會是他們的主食。為什麼歐洲人這麼吃牛?歐洲人的耕作動物是馬(牛與馬的競爭中,馬似乎後來成為了主流耕作動物),一個社會吃什麼也跟當地可食用的蛋白質來源息息相關(在缺乏其他蛋白質來源的狀況下,搜集很麻煩的蟲才會成為佳餚)。但是到了當代,有些社會很快地接受新的飲食習慣(尤其是面對強勢文化),有些社會則抗拒改變(尤其是傲嬌如歐洲或中國等「天朝」社會)。

如果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孩童適應新文化的速度會比成人快,我覺得我們也可以理解文化慣性這種現象。而理解這種現象反而可以協助我們判斷那些社會習俗是可以,甚至是應該被改變的。另一點是當我們試圖理解各種獨立與分離主義運動時,理解文化生存與社會生存的差別,判斷一個社會在文化生存上面臨的是哪一種挑戰(對手是強勢文化或者是非強勢文化),會對預測與判斷一個社會的動向至關重要。